（一）权利性程序与义务性程序的划分 对于讨论行政程序法定原则而言，可以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影响为标准，将行政程序分为权利性程序和义务性程序两大类。
[3]吴传毅：《关于行政程序法定的思考》，载《求索》2002年第4期，第22页。由此可见，行政程序的性质虽然与行政行为的实体效果有一定关联，但绝非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不能将权利性程序等同于干预性行政行为的程序，也不能将义务性程序等同于给付性和中性行政行为的程序。
行政法上的行政法定原则（或者法律保留原则）最初立基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之上。有利法律溯及是对实体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排除原则，在刑法和行政法中得到普遍应用。[30]相互比较可见，绝大多数权利性程序存在于干预性行政行为中，如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2012年，北京等地试点就业、就学、户籍居民配偶、子女等人员异地办证。程序中立性就是要求决定程序法律结果的法律主体应当处于中立地位，对参与程序的任何一方不得存有偏见和歧视。
奥托·迈耶指出：通过基本权利的明示或默示保留，保证公民个人自由、财产不可侵犯及其他权利不受侵犯，除非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或基于法定理由才可以对上述权利进行干涉。违反法定程序应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对权利性程序而言，系指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作者简介：杨登峰，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21年第1期。
2012年以前，只能在户籍地办理。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就意味着，行政行为的存续力、行政秩序的稳定性也是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换言之，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相对人的权益，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5]参见赵华强：《行政程序法定——依法行政的关键》，载《法学》1998年第11期，第55-56页。
当行政行为在实体上对行政相对人有利时，在程序上则是不利的。[47]关于司法判决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的研究参见周佑勇：《司法判决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第26-45页。
[4]参见赵华强：《行政程序法定——依法行政的关键》，载《法学》1998年第11期，第55页。例如，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第五，界定违反法定程序应分两种情形：权利性程序应以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为标准，义务性程序应以是否符合程序法定原则为标准。[49]从周某办理护照案来看，这一改革给出国办护照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39]在我国行政法律和政府规范性文件中，正当性要求体现在告知、回避、听证、说明理由、送达、救济权利告示、公开等法律制度。而依据法治原则，判断行政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法定原则的基准应当是该行政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且符合表达该法律依据的法律条文。[56]对行政法而言，除了立法法的规定，[5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第3条规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适用新法。将行政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从基本权利保障原则向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扩展的目的在于扩大行政法定原则的法定范围。
第二类为第二至第五种，涉及程序法定与正当程序等其他法律原则、制度之间的关系。但问题是，《护照法》迄今没有修改，也未取得授权。
在上述语义下，行政程序要不要遵循法定原则，在怎样的意义和范围内遵循法定原则，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着眼于行政程序本身并在必要分类基础上讨论。第二，针对同一案件事实，当事人或者人民法院会同时不加区别地把程序法定和正当程序等原则作为共同评价依据。
这应该是这些改革推行之后，不论是实务界还是法学界都能在一定意义上认可的根本原因所在。第五，在个别案件中，赋予行政程序法定原则以其他法律制度的相关要求。反过来讲，如果要降低行政相对人的办事成本，使其能够便捷地行使或者享有其实体法上的权益，就不能任由行政机关在法外随意自行添加义务性程序。例如，2017年12月12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但没有检索到国务院在江苏省调整行政法规的决定，也没有看到江苏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调整本省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但联系上下文实在看不出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是如何符合程序法定原则的。经由这些授权决定，上海市浦东新区的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取得了合法性。
[33]《行政许可法》第32条规定：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20]参见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行初146号行政判决书。
这是因为，如果行政程序遵循法定原则，必须于法有据，那法定程序就应当理解为成文法（尤其是法律和授权的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行政主体不能对成文法规定的程序自行增减。行政机关搜集证据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这同样是将同一类违法情形置于两个原则之下。指导案例38号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指导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以及赵博诉平邑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许可案[41]宋莉莉诉宿迁市建设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案[42]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43]陆廷佐诉上海市闸北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纠纷案[44]射阳县红旗文工团诉射阳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程序不正当注销文化行政许可纠纷案[45]于艳茹诉北京科学撤销博士学位决定案[46]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58]程序从新规则在我国行政审判实践中也得到普遍应用。这种现象同样在人民法院裁判理由中也有所存在。对于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也可以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为标准将其分为干预性行政行为、给付性行政行为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性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可以撤销或者部分撤销。
[49]应提交的材料包括：（一）符合《出入境证件相片照相指引》标准的照片。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存在，难免会给行政法基本原理研究和行政法律实践造成混乱。
被告组织听证的时间从下午3点开始，而被告作出责令拆除决定书的时间为听证当天。依据基本权利保障原则，判断行政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法定原则的基准应当是该行政行为是否在未经法律授权或无法律依据的情形下侵犯了公民的权益。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4页。2011年10月10日，陈爱华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被告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
有学者提出，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行政权行使主体和行政权行使对象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当把行政程序分为权利性程序与义务性程序并对其性质作上述认定之后，笔者提出的基本预设是，仅义务性程序遵循法定原则，权利性程序则不然。[55]相关论述参见胡建淼、杨登峰：《有利法律溯及原则及其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84-92页。[9]类似案件还可参见赵光河诉章丘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行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
自由权是排除国家权力对个人领域的介入，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意思决定和活动的人权。[52]目的性限缩，系指对法律文义所涵盖之某一类型，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将之排除在外，为贯彻规范意旨，乃将该一类型排除在该法律适用范围外之漏洞补充方法而言。
（一）个案中判断违反法定程序的现实困境 首先，我们不妨回溯周某办理护照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权利性程序与干预性行政行为、义务性程序与给付性和中性行政行为之间的总体对应关系表明，权利性程序与义务性程序所要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
另一类是为行政主体设定的，此类期限则属于权利性程序。[60] 将上述观点用于周某办理护照案，则可以看出，公务人员增加无犯罪记录证明、公司在职证明、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外派人员资格证明、本地身份证等材料的行为，违反了有利解释原则，从而构成了违反法定程序。
